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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僚柳田国男的政治主张和经济理念

发布于:2018-07-01 01:27来源: 点击:

  首先是明治元勋伊藤博文(1841-1909)、农商务大臣金子坚太郎(1853-1942)、大藏省官员阪谷芳郎(1863-1941)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金井延(1865-1933)等人所提出的“工商立国论”。他们认为,为了和欧美诸国相抗衡,必须优先发展工商业、加强贸易与工业品的出口,并积极扩大贸易顺差。这种理论是当时日本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石。

  柳田国男(原名松冈国男,1875-1962)作为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而广为人知,然纵观其生平,从政亦占据了重要的比重。明治33年(1900年)至大正8年(1919年),柳田国男自农商务省农商务局农政科入仕,最终官至贵族院书记官长。作为官僚的柳田国男有着怎样的政治、经济主张?这些主张与他的民俗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?

  承上所述,明治41年(1908年) 8月22日夜,柳田乘坐上野到青森火车,并于次日抵达花卷站(位于今岩守县花卷市),开始了此次调查走访,直至同月31日。这次经历于后来促成了《远野物语》等论著的诞生。

  承上所述,1900年至1919年期间,柳田国男先后发表了《时代与农政》《农政学》《最新产业工会通解》等著作,系统论述了他的政治、经济主张。

  因此,柳田对地主制展开了批判,并强调了小农(自耕农)经济的重要性,他指出:“今日本农业,大半为租佃经营,佃户势弱,故耕作、固特异工装休闲靴,收成颇不稳定。”针对这一问题,柳田提出了“现金纳租”、“制租佃法”、“降低租额”三项主张,即租佃租金全部现金化,从而提高农业市场率;制定合理的租佃法,保障小农的权益;降低租佃的租金,扩大农民的收益。他认为只有这样,方能“一改旧有之习惯”,提高农民的个体竞争力。

  柳田对这则故事的关注点在于——山人存在对一般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。他认为:所谓山人,很可能就是“远古的国津神”迁入山林的后代,他们构成了早期渔猎时代日本原住民对于山神的想象,并影响到了后来农耕时代日本村人的山神信仰。柳田在考证后指出,所谓山神便是村人与山中原住民分界线上的神,并在其进入山林时为他们提供庇护,于是便成为了守护神的一种。

  柳田认为,“财政之要事,在于鼓励地方产业、振兴地方经济”,因为“欲参与国际竞争,必先使日本作为自立之国存在”,即以国内拥有市场型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前提。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《漂泊、定居与柳田国男的社会变动论》中指出:“青年柳田虽然身居要职,但他观察的日本的视角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俯瞰,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、立足底层的视野。”而学者千叶徳尔的著作《读柳田国男》亦认为,底层、地方与民众才是柳田学问展开的基础所在。

  在《远野物语》中,柳田探讨了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的“山人问题”,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:山里深处住着山人。和野有一位年逾七十的健壮老人,名曰佐佐木嘉兵卫,他年轻时入山打猎,见山岩上有漂亮女子在梳头,胆大的他开枪击中了女子。跑到近处后,他发现女子身材高大、发比身长,于是便割下了她的一段头发带回了家中。夜晚半梦半醒之时,他见到一个高大的男子走来,从他怀中掏走了那挽黑发。佐佐木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山人。

  总而言之,多功能特种作战靴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,柳田提出了“反扩张主义”的政治经济主张,他强调要立足于日本国内,通过健全小农经济,推动各地区、各行业的均衡发展。也只有实现了国内各地方的稳固发展,日本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格局,从而在国际大局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
  与此同时,正如学者神岛二郎在《柳田国男研究》中指出:“作为官僚的20年,亦是青年柳田民俗学研究发轫、成长的时期。”明治41年(1908年),柳田成立了“乡土研究会”;明治42年(1909年),《后狩词记》出版,是为“柳田初期三部作”之首,而另外两部则是明治43年(1910年)出版的《远野物语》和《石神问答》;明治44年(1911年),柳田与博物学者、生物学者、幸运飞艇优惠民俗学者南方熊楠(1867-1941)开始了通信往来;大正2年(1913年),他正式创办并开始发行杂志《乡土研究》。

  众所周知,在这20年间,世界正迅速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,列强围绕殖民地区与势力范围的争斗日趋白热化,如何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谋求日本自身的独立与发展——这便是柳田政经主张的核心问题。柳田认为,“今之局势,一国之独立,必以其国民经济之独立为前提。”而围绕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,当时的日本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。

  这一民族意识形成问题,与上文提及的柳田的小农与工业主张有着密切关系。柳田指出:“世代于此,耕种劳作,则家庭亦必然会作为当地氏神的祭祀者而安居”,但是在租佃经营、农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等大背景下,这种“国民自觉性”会变得淡薄,因而必须重新强化日本人对于氏神的信仰与祭祀。

  关于守护神的讨论,是柳田在这一时期学术创作的重点。在大正6年(1917年)的《山人考》一文中,柳田明确指出:日本存在着一种“大神·蕃神并立”的现象,即全国知名的大神与各地方之间的蕃神在神系中并列存在。正如上文所述,柳田在看待日本政治经济问题时采用了一种“地方自立—日本自立”的思维模式,而其民俗研究亦是如此。柳田认为: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宗教,而日本亦具有独特的信仰,这种信仰源于“各村落的祭祀仪式”——即各地方对于“产土神”/“氏神”(即出生地的守护神)的信仰。柳田还认为:各地方(尤其是各村落)祭祀自己当地的氏神,这是日本古往今来、广泛流传的存在,是“日本人民国精神之体现”,而欲实现“全国的团结与国家的自立”,便必须重视这种“国土和国民的连带关系”,要从乡土的角度去塑造日本。

  柳田认为,无论是工业制品还是农业产品,其顺利销售必要依赖区域内部的市场以及邻近区域的市场,故形成系统的产业公会乃是农民间“协同互助”、工人间“组织合作”的必要前提。他进一步指出:所谓公会,必是“兼备行业性与地域性的组织”,即公会一方面要为其所属行业服务,另一方面亦要立足于地方。这与当时日本政府的政治经济策略有很大不同。当时的大政方针,是外向型的,即建立大工业以参与国际竞争、扩大对外贸易并提高顺差、加强资本输出以攫取国外原料并扩宽海外市场。而柳田则从地方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,反对甚至直接批评政府在朝、在华的财政投资举措。

  承上所述,柳田主张培育大量具备独立经营与储蓄能力的小农,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,与此同时,工业亦可反哺农业。他指出,“日本经济,以远距离区域间贸易为主要形式”,而工业的基础建设与商业的贸易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。柳田还主张振兴地方工业、推动各区域内部的农工间贸易,从而激发区域内部的市场活力。因此,柳田格外看重产业公会的作用。

  明治30年(1897年),柳田国男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,从而开始系统地学习政治学、经济学与法学课程;明治33年(1900年)卒业后,柳田进入农商务省农商务局农政科,从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;明治35年(1902年)至大正8年(1919年),柳田历任法制局参事官、宫内书记官、贵族院书记官长。学者大藤时彦在《柳田国男入门》中写道:“早年的从政经历,让柳田在得以接触并把握到当时日本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的脉动,了解到日本各地的风土民俗,并形成了实践主义(现地调查)的行为模式。”

  针对上述两种理论,柳田皆给予了批判:“所谓工商立国,盖以国际各国分工合作为前提,然各国内部亦有分工,若国内分工坍塌,则不国矣。”换言之,柳田并不反对工商立国论所提出的扩大出口与贸易顺差,但这必须以“农业亦可稳固发展”的“国内分工合理”为前提。与此同时,柳田进一步指出:“全体国民之辛勤劳作方为立国之本”,因此“单单保护农业”是没有道理的,农业的疲弱,乃是其自身内部结构出现了问题,因而必须改革现有农业结构,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工农平衡的国民政治经济。

  与之相对的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横井时敬(1860-1927)、农商务省官员酒匂常明(1861-1909)等人提出的“农业国本论”。其基本主张是:农业是国家之根本,而自明治维新以来,农业发展遭受重创,农民大量破产,农村经济濒临解体,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政策保护农业。

  经由井上通泰介绍,柳田国男在16岁时便结识了小说家森欧外(原名森林太郎,1862-1922);次年,柳田考入寻常中学共立学校(开成中学前身),并结识了小说家田山花袋(原名田山录弥,1872-1930);后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校(东京大学教养学部、千叶大学医学部前身),在此期间与小说家国木田独步(1871-1908)交游颇深。在家庭与友人的影响、熏陶下,柳田国男对文学(尤其是诗歌)抱有浓厚的兴趣,并在《文学界》《国民之友》《帝国文学》等杂志发表了多篇诗歌。

  柳田国男出生于兵库县神崎郡福崎町,其父松冈操(原名松冈贤次,1832-1896)是医生、儒者、国学家;其兄井上通泰(原名松冈泰藏,1867-1941)是歌人、国文学者;其弟松冈映丘(原名松冈辉夫,1881-1938)是画家;其弟松冈静雄(1878-1936)官至海军大佐、退伍后成为语言学者、民族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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